1949年，沈醉接到去卢汉公馆开会的通知时，总觉得那些不对劲，可一时间又找不出破绽，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经晚了！

沈醉，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，家里穷，母亲拉扯他长大。18岁通过姐夫余乐醒引荐，加入复兴社特务处，从此踏上特务之路。他身形瘦削，眼神犀利，办事谨慎，很快在特务圈子里混出名堂。抗战期间，他在上海干了不少暗杀和抓捕任务，手上血债累累，成了戴笠的心腹。抗战后，他被调到云南，当上军统云南站站长，专门盯着地方势力，搜集情报。1949年，解放军势如破竹，沈醉忙得焦头烂额，天天跑据点、见高层，试图稳住阵脚。 卢汉，1896年出生在云南昭通，彝族出身，年轻时进云南讲武堂，毕业后跟着龙云混，慢慢把滇军抓在手里。他身材高大，气场足，在云南军民中威信高。表面上他听国民党指挥，实际上早就跟中共暗中联系，盘算着起义。张群，国民党老牌人物，1949年当西南军政长官，穿着西装，斯文模样，但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。这三个人，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，在昆明这块风水宝地上演了一场大戏。

1949年12月9日下午，昆明街头冷风嗖嗖，军统云南站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文件，烟灰缸里烟头满得快溢出来。卢汉公馆的副官突然闯进来，递上一封信，说张群长官晚上10点在公馆开机要会议，沈醉必须到场。信上盖着张群的图章，字迹工整，就是内容少得可怜，没提开会干啥。副手徐远举接过信，瞅了一眼，确认图章没问题，催沈醉赶紧准备，说这种会不去可不行。沈醉却没吭声，盯着信封，手指摩挲着纸边，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头。 他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外面街头行人稀稀拉拉，空气里透着股不安的味道。他抓起电话，打到卢汉公馆，想找张群问清楚。接电话的人说张群不在，有啥事晚上开会再说。他又打到军统在公馆附近的秘密据点，问有没有啥异常情况，回答是啥也没发现。他不死心，又给几个友邻部门打电话，得到的回复都差不多：收到了通知，但没人知道会议内容。沈醉挂了电话，点根烟，烟雾在屋里飘散，他来回踱步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

沈醉多疑的性子让他没法安心，他总觉得这事有猫腻，但又找不出问题在哪。他决定多做点准备，召集站里的骨干开紧急会。会议室里烟雾弥漫，他站在桌前，布置任务：如果他晚上11点没回来，也没消息，副站长胥光辅得马上带人把重要文件和电台转移到26军军部，随机应变。他把钱包、证件、钥匙一股脑交给胥光辅，只留了几根金条防身。他还把新车钥匙塞给胥光辅，说这车跑得快，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。自己则挑了辆旧吉普车，发动车子，朝卢汉公馆开去。 路上，昆明夜色浓重，街灯昏黄，雨点打在车窗上，模糊了视线。沈醉开得不快，眼睛扫视着路边，留意每个细节。他路过军统的暗哨，哨兵站得笔直，没啥异常。到了卢汉公馆附近，高墙铁门在夜色里显得冷冰冰，门口卫兵背着枪，站得像木头人。沈醉把车开进院子，熄火后没急着下去，手还攥着方向盘，目光在院子里转了一圈。突然，他瞥见暗道里站着两个卫兵，枪口闪着光。他刚想踩油门走人，身后大门已经咔嚓一声关上。

沈醉硬着头皮走进公馆客厅，灯光暗得像蒙了层灰。张群坐在沙发上，低着头，双手搁在膝盖上，旁边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。沈醉一进来，张群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摊开手，脸上挤出个苦笑。客厅角落的电话机孤零零摆着，电话线却被拔了。沈醉站在门口，扫视房间，空气死沉沉的。他瞬间明白，这场“会议”就是个套，卢汉已经把他们卖了。 这场所谓的机要会议，其实是卢汉精心布下的局。1949年，国共内战大局已定，解放军兵临城下，云南成了国民党最后的落脚点之一。卢汉作为滇军头子，早就看清风向，跟中共秘密接触，打算起义。他知道沈醉是军统的硬骨头，手上握着不少情报，直接抓人风险太大。于是，他借张群的名头，伪造了一封通知，引沈醉上钩。沈醉虽然多疑，但面对张群的图章和副官的说辞，加上连番查证没找到破绽，只能硬着头皮赴会。

卢汉这一招，堪称釜底抽薪。沈醉和张群，都是国民党在云南的关键人物，一个管情报，一个管军政，抓了他们，等于断了国民党在云南的臂膀。沈醉的谨慎帮不了他，军统的秘密据点也好，电话打探也罢，都没发现卢汉的计划。解放军在昆明周边已经布好网，卢汉的起义准备滴水不漏。沈醉一步步走进公馆，其实已经走进了解放军的包围圈。 12月9日晚上，卢汉正式通电全国，宣布云南起义，昆明迅速被解放军接管。沈醉和张群被押上一辆军车，送往临时拘留点。沈醉坐在车里，手被铐住，车窗外昆明街头一片寂静。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他开始接受改造，整理文件，写下供词，交代军统在云南的活动。 卢汉因为起义有功，被任命为云南军政委员会主席，忙着处理地方事务。张群被押到北京，后来得到宽大处理，去了台湾，晚年低调生活。沈醉1960年获特赦，定居北京，写回忆录记录自己的经历，1981年因病去世。